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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游学译编》、《浙江潮》等书递到了阿发手里些疑惑随手翻了几页抬起头询问：“反对满清政府？查理是革命党？”
查理宋见阿发只是疑惑和询问却什么惊讶神情便觉得大希望笑：“这是朋友们要印做生意嘛。再说是林肯忠实信徒觉得这些书挺不错。”
阿发似信非信地点了点头微微一笑调侃：“印行禁书必定发财这大概是出版界一条规律！”
“发财嘛算是！”查理宋望阿发意味深长地说：“那陈先生对革命党革命又是怎么看呢？”
阿发想了想并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那查理怎么看国学和实用科学？革命是破而后立还是只破不立或者说是只会破不会立？革命是只需要鼓与呼宣传家还是也需要埋头苦干工作者？”
这一连串问题立刻让查理宋陷入了沉思。在当时绝大多数革命者心里几乎都一个革命万能认定。似乎推翻腐朽满清政权革命成功了便一切问题都能解决。国家能独立强盛民族能复兴升腾百姓能安居乐业革命似乎就是一剂解决所问题灵丹妙药。
但实际上呢国家强盛和民族独立要取决于多种因素。对一个社会形态政治经济制度而言革命是“新桃换旧符”具明显质突变；但对一个社会形态物质基础、科学化乃至人才发展而言在新质基础上开始新飞跃却是离不开量积累。
换而言之“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等单拿出来自然是片面和狭隘但从总体上看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独立强盛不可或缺因素。光凭革命家鼓动和宣传能够摆脱列强压榨欺侮吗？长时间“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方面艰苦创业和艰苦量准备革命固然能推翻一个旧社会但新社会形态又会是什么模样呢？
而阿发问题看似简单却隐含了这样思想和判断。就象鲁迅先生说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埋头苦干人就拼命硬干人就为民请命人就舍身求法人。难就因为从事工作不同做事方法不同而不们看成是新世纪复兴中华民族脊梁？
而在中国古代“革命”意思很窄只指改朝易姓。革是变命是天命。这一词义两三千年里都变化。
直到一八九零年前后晚清王韬《法国志略》才第一次使用了现代语义“革命”、“法国革命”。由于“革命”现代用法初进中国时和法国大革命关系以及字眼在本土原语义使它从一开始就两种色彩一是暴力二是正义。特别是后一点使清政府只说“乱党”“贼党”“叛党”而绝不愿使用“革命党”这样虽然已经流传开来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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